学人小传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20世纪初，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他总结、改造我国的传统史学，撰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西回史日历》《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专著和论文，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有着开拓性贡献。陈垣是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创办者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建、维持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粤骄傲初入京师

　　在大师云集的近代学术史上，陈垣是一个特例，他自学成才，既无师承也未读大学，更无留洋史，他一生的学问全部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来自于他求知若渴、数十年如一日的读书与研究。陈垣将自己的书斋取名“励耘”，以激励自己坚持耕耘之精神。

　　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科举制被废除后，1905年，陈垣等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07年，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遂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又主编了《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鸡鸣录”乃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思。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关注家国情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养成，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1913年，陈垣以报人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他的人生之门仿佛就此打开。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的志向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治史。1917年，陈垣发表了人生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引起中日史学界极大关注。这既是他史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也使他认识到个人可以在不同方面为国家贡献，帮助国家在与世界诸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此时的陈垣已经日益沉浸在文史学习中，并未体味当官之要义。梁士诒作为交通系首领，致力于政治经济实务，自然对陈垣这种发展方向表示不满。1919年，梁士诒曾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字“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以期点醒陈垣。陈垣在家书中写道，梁不喜人读书，因此他们实在是不能久处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生罅隙。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1922年5月27日，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与梁的关系也日益变淡。陈垣自述云：“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这段经历对陈垣日后的学问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一生的学问，始终饱含着强烈的爱国心，其学术重点也始终与国内外的发展形势有密切关系。

　　参与创立和保护故宫博物院

　　入京后，陈垣渐与蔡元培、李煜瀛、沈兼士、马衡、顾颉刚等学界名流、社会贤达交契深厚，这些人的学问人品影响了陈垣。1922年1月，蔡元培介绍陈垣与李煜瀛认识，两人成为至交好友，并携手参与了创立故宫博物院的全过程。

　　1924年，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可以说，陈垣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时起，就是故宫的核心人物。清室善后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并要求“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李煜瀛在12月20日致函陈垣，委托他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以便办理一切。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是为至感。”同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划草案》。12月23日起，陈垣又同清室善后委员会其他成员及有关方面代表一起，开始按计划点查宫内物品。1925年1月，继续点查清宫文物，因工作繁重，善委会约请了许多北大文、史两系的职工和学生参加，还请了不少学者参与此项工作。清点工作分若干组进行，每组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负责，组中人员各有分工。每组人员到齐，工作才能开始。查点完毕，需各自签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物清点，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多次开展的文物清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故宫博物院成立次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以涉共产党为由下令通缉李煜瀛、易培基等人。李、易二人避居东交民巷，后逃出北京。李煜瀛离京后将会务有关工作嘱托给陈垣负责。1926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6年3月26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紧急董事会、理事会联席会议，推举卢永祥、庄蕴宽为维持员主持院务，陈垣被认为是实际负责人。4月4日，奉军轰炸北京，在故宫南三所掷炸弹一枚以示恐吓，陈垣与庄蕴宽、沈兼士、俞同奎、李宗侗、马衡等查看现场后，在此种植柏树以纪念该事件。次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驻防交接会，并办理新维持员与旧董事会、理事会交接手续。乱局之下，维持员亦未坚持多久即告解散。

　　6月22日，同情前清的杜锡珪任代国务总理。杜锡珪内阁于7月10日召开会议，拟设保管委员会改组博物院，以清室旧臣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接收故宫博物院。7月14日，故宫保管委员会成立。在溥仪还宫声浪又盛之时，赵尔巽、孙宝琦二人接管故宫博物院院务，引发故宫同人及社会各界的警觉。为保护新生的故宫博物院，7月23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陈垣等议决在交接故宫博物院时要坚持三条原则：政府明令声明不得将故宫发还溥仪、不得变卖故宫、不毁灭故宫；组织成立移交委员会，逐项点交、接收清宫物品，以明责任；发起监督同志会，监督办理交接事宜。8月2日，赵尔巽、孙宝琦率随员到故宫博物院就职，并于第二天下午在清史馆设宴招待清室善后会代表陈垣、江瀚、吴瀛和俞同奎等，商谈交接手续。宴后，陈垣以清室善后会代委员长的身份回复对方要求，再次提出坚持7月23日清室善后会办理交接手续的意见，“清手续以明责任”，新保管委员立即反对。此事报于国务总理杜锡珪后，经过权衡，杜对清室善后会安排所定办法表示同意。见事责重大而交接时日延宕，赵、孙二人决计辞职。陈垣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得罪了在位军阀及相关人等，张宗昌遂于8月8日派宪兵司令王琦逮捕了陈垣。经庄蕴宽等诸多社会贤达的营救，陈垣于当日中午获释，但仍被监视居住多日。在这段时间内，陈垣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刚正不阿，同时继续认真研究学问，发表了诸多重要文章。陈垣高尚的人格，使监视他居住的宪兵大为感佩，双方还形成了较好的关系。几年后，陈垣帮其中一位高姓宪兵在辅仁大学找到了工作。

　　在风雨飘摇之际，陈垣作为故宫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着无比沉重的压力。他曾为此写了两首诗：“满城标榜倒陈垣，五十年来此纪元。受宠竟是贤者后，鲰生也把姓名传。”“不聋不痴不作师，古语翻新意更奇。一处欢迎一打倒，同门桃李各分枝。”诗中的“贤者”就是指李煜瀛，陈垣认为自己在坚持正确的事业。对此，陈垣后来的助手写道，陈垣在故宫工作时，面对反对者“打倒陈垣”的口号与张贴品，作为清高的学者，他肯定感到极为难过与不平。

　　陈垣的遭遇也得到了朋友们的同情。1926年8月25日，远在厦门的顾颉刚也发来信函，对陈垣表示慰问，对清室善后委员会遭破坏感到“至愤”，并关切地问“未知先生三年辛苦不至徒劳否？军机处档案仍继续整理否？古物、图书两馆仍可照预定计划进行否？至念”，并对当时“时局未定而谗言已逞”的现状感到“怃然”。9月28日，李煜瀛给陈垣来信，带来一些时局的信息，让他宽心：一是带来张学良的嘱托，故宫将由奉军负全责；二是大高玄殿有关驻军找到新的场所后也会离开；三是当前之际，主要在于做好内部主持。他请求陈垣“继续维持，照常前往办公，必无妨碍及任何危险”。

　　10月5日，杜锡珪辞职离京，保管委员会随之结束。10月13日，由李煜瀛倡议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12月9日，维持会发起人再次在欧美同学会集会，通过暂行简章，推江瀚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继续主持院务。12月17日指定了李宗侗、马衡、陈垣等15人为常务委员。1927年1月，维持会改组了故宫博物院，颁行《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维持会内部仍设古物馆、图书馆，图书馆下设图籍、掌故二部。同年1月12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公布《故宫博物院分课职掌办事规则》，规定在维持会常务委员会下设股、课机构，3月21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暂行简章》《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暂行简章》。博物院早期的建章立制工作于此时初步完成，故宫博物院新式博物馆的规模体制也初步建立。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并行使大总统职，组织了军政府内阁。李宗侗自天津给陈垣来函，希望陈垣等继续主持故宫工作，“院事非景周（吴瀛）等所能支持，尚望先生及兼士（沈兼士）、叔平（马衡）诸公出任厥艰，否则恐难保无危险也。”在这种情况下，陈垣一直坚守在岗位上。8月16日，国务会议议决两项议案：一是将清太庙、堂子两处划归为内务部坛庙管理处保管；二是将存大高玄殿之军机处档案，划归国务院保管。在陈垣等维持会人员的积极努力下，军机处档案并未划拨出去，得以继续由故宫博物院保管。鉴于新的形势，8月21日，陈垣草拟一份报告，要求故宫博物院同仁开会讨论博物馆的未来方向，“本院赖同人两年之辛勤工作始得成立，使历代重宝公诸国人。今闻政府有改组之议，同人关系既深，对此不能不交换意见，以郑重其事。”此前，政府开始接收故宫附属单位，进而拟全面接收故宫。

　　1927年9月20日，国务会议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以取代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并聘任了新的委员长、委员人选。10月21日，管理委员会接收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无形取消，陈垣等多数旧人被排除在外。

　　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等接收故宫博物院。11月，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任命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1929年2月，故宫博物院进行理事会选举，李煜瀛任委员长，易培基任院长，陈垣不再担任具体行政职务。但作为理事，他一直参与故宫的相关工作，特别是学术研究工作。

　　民国故宫学术研究的高峰

　　陈垣作为故宫博物院早期创办者之一，为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作为学者，陈垣也成就了民国时期故宫学术的高峰。从1917年到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

　　在广州时，陈垣就很向往能看一看《四库全书》，但当时他只是一个远在广州的青年人，自认为恐怕今生不易看到此书。来北京工作后，1915年，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搬运至北京古物陈列所，10月后移交京师图书馆。听闻此消息，陈垣兴奋莫名，决定认真对其进行研读。当时陈垣家住在北平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而由于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3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4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去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1920年8月22日，调查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才基本完成，对《四库全书》的学习阅读工作使他受益匪浅。在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后，陈垣又得以深入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1925年1月，陈垣亲登文渊阁清点《四库全书》，使他对《四库全书》的原始排架布局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他说，过去只知道《四库》七阁按宁波天一阁的样式建造，是上一下六的楼阁，但总想不出六间屋怎么开门、怎么安排楼梯。当第一次登上文渊阁，才恍然大悟，六间的最右一间是一窄屋，凑足六间之数，即在此处设楼梯。后来陈垣据此画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并经常向人讲起这段让他振奋的学术故事。从1915年到1925年，陈垣花了近10年时间详尽了解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丛书，编了该书所著录的书名和撰者的索引，并完成系列与四库全书有关的文章，“四库学”也得以创立，这是陈垣对故宫学术和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

　　除《四库全书》以外，陈垣对故宫文献，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保护工作，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都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陈垣作为图书馆馆长，选定寿安宫作为图书馆馆址所在，他将宫中所藏古籍，除《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仍置文渊阁和摛藻堂外，其余分散的书移存到寿安宫前后殿，及左右相属之延楼。陈垣认为故宫博物院对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是职有专责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对清宫档案文献整理与保护。为要回中南海集灵囿后楼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他曾致函国务院，“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此信至情至意、合情合理，1926年1月29日，国务院遂将原尘封于中南海集灵囿后楼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以及清末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举世瞩目。而此成果的产生也与故宫有着莫大关系。1924年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时，借故宫午门历史博物馆办公，陈垣被推举为采访部部长，他拟定工作计划，准备将公私所藏敦煌经籍汇编为一总目，但“登报匝月，应者寥寥”。好在陈垣自己坚持了下来，经七年努力完成了《敦煌劫余录》，对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8679号敦煌文献进行详细著录。陈寅恪在序言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里，身处沦陷区的陈垣，坚持民族气节，以笔作刀枪，以讲堂作战场，写成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专著。其中，《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大量用到了故宫博物院所藏资料，特别是《嘉兴藏》。1939年，得知故宫斋宫发现《嘉兴藏》的消息，陈垣大喜过望，直呼为发现一座“三百年沉埋之宝窟”，立即带领助手前去阅读抄录。3月26日在家书中还特意写道：“余撰《释氏疑年录》，目前已整理完竣，无意中又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因此又须将第十一、十二卷改造，此意外收获也。”并兴奋地说，“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在重印后记中又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由于故宫院内那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过，阴暗潮湿，蚊子很多，陈先生为了不使工作中断，每次进院前都预先吞服奎宁丸。也正是因为故宫博物院院藏的这些珍贵资料，使得陈垣的著作更具特色。陈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评价“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沈兼士看了此文后更评价陈垣：“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篇庄诵罢，风雨感情亲。”故宫文物文献资料对于陈垣的学术，实有重要意义。

　　陈垣抱着以学术为公器的态度，主持故宫图书档案的整理出版。任馆长期间，凡遇不常见的书，他就要求将其刷印，以广流传。据朱家溍回忆，在陈垣的带领下，图书馆出版了一系列有分量的书目，如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录》、何澄一《故宫普通书目》。对于文献，陈垣也主张尽快公布档案史料，以供学界研究，文献部于1928年率先出版了《掌故丛编》，其后又编印了《史料旬刊》。陈垣还要求出版档案要用线装，以便读者根据不同需要拆散重装，这种理念也为后来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所坚持。故宫图书档案的及时公开出版，嘉惠艺林、启牖后学，至今为人称颂。

　　木铎金钟 声传天下

　　陈垣先生无限的学术激情，源于他要把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夺回中国的决心，这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学家的爱国心。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恳谈会时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此话，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也是陈垣这样一位热血的爱国史学家毕生研究的使命感所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辛研究，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坚定保护，他公开出版稀见文献与史料的无私行为，无不受此影响。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71年6月21日，陈垣先生去世，享年92岁。遵照他的遗愿，家属将其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大批文物全部捐献国家。今天，陈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50年了，但他为故宫博物院所作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在紫禁城中留下的学问种子我们继承了下来。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也是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重新整理陈垣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段往事，回望近百年前的那段历史，牢记陈垣先生的治史宣言，将汉学的中心夺回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将成为我辈的使命。（作者：陈秋速，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