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740）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受有唐一代科举入仕的影响，生平结交干谒权贵公卿，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但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真正踏上仕途。和同时代许多仕宦诗人相比，他的仕进之路显得尤为坎坷。孟浩然仕进研究中有些问题历代争讼不绝，多无定论，笔者不揣浅陋，就两个重要的小问题粗陈鄙见，求教方家。
孟浩然谒见的张丞相是谁
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赴长安参加十七年春闱进士考试，时正好年届四十，后世多误以为他四十岁了才追求仕进。正史记载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服，无敢抗”（《新唐书·孟浩然传》）。又《唐才子传》记载孟浩然：“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所以，孟浩然在四十岁之时赴京城长安应该是确有其事；而且，此次“游”京师是带着参加进士考试的重要目的来的。那么，孟浩然真的是四十岁才开始追寻仕途吗？根据史书文献的梳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唐代科考重声名，致使行卷和干谒风气盛行，孟浩然和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曾多次做过此事。开元四年（716），孟浩然27岁时由襄阳南下岳州，以诗作干谒“张丞相”，若以此为标志，可知孟浩然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踏上追求仕进之路；但由于孟浩然一生中交往有两位“张丞相”——张说（667—730）和张九龄（673—740），且都对其有知遇之恩，因而，在此问题上易于混淆。后世多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四年干谒的张丞相是张九龄而非张说。笔者通过两《唐书》、《全唐诗》以及孟浩然、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年谱考证发现，孟浩然最早追求仕进谒见的张丞相应该是张说。理由如下：
其一，初盛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皆可称为“某某丞相”。玄宗朝时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力大致等同于宰相，也被称为丞相或宰辅。张说第一次拜相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在景云二年（711），时年44岁；张九龄则是在张说去世三年之后，也即开元二十一年（733）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张九龄已60岁高龄，孟浩然也已经44岁。可知，孟浩然在开元四年（716）27岁的时候干谒的张丞相只能是张说。
其二，后世误以为孟浩然早年谒见的“张丞相”为张九龄的主要原因是，两位“张丞相”都曾经被贬荆州，而且被贬之时都曾担任过“长史”一职，巧合的是孟浩然在他们被贬荆州时都曾拜见过他们。张说在开元四年被贬岳州，在此五年前已经拜相，开元五年（一说开元六年）左迁荆州，孟浩然于此年以《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干谒并得见张说；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亦在被贬之前四年首次担任丞相职位，但张九龄被贬荆州已是在张说被贬荆州二十一年之后了，孟浩然于此年夏天在张九龄幕府短暂供职，后因病隐退。张说在开元四年被贬岳州之时，张九龄还只是唐王朝寂寂无闻的小京官宣议郎（行左拾遗）。
其三，孟浩然是何时得识张九龄呢？笔者研究发现，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载开元十一年：“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是年孟浩然应玄宗征召赴京应命，在此年秋冬时节动身途中遇雪，有诗作《赴京途中遇雪》（《孟浩然全集》卷三），考《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此年张九龄受张说荐举在朝廷任中书舍人，他们皆为张说荐举之人，很有可能通过张说而相识相交。
“不才明主弃”是否确有其事
王定保《唐摭言》记载王维私会孟浩然于衙署（《新唐书·孟浩然传》作“内署”）而玄宗突访的传奇故事，并流传甚广：“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唐玄宗不仅没有怪罪二人，反而“令诵所作”，让孟浩然当面吟诵自己的诗作，孟浩然即诵念了《岁暮归南山》（《河岳英灵集》诗题作《归故园作》），由于诗中的“不才明主弃”而惹恼了玄宗“因命放归南山”。其后，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新唐书》、计有功《唐诗纪事》以及孙光宪《北梦琐言》、阮阅《诗话总龟》皆引以为传，只不过计有功的说法是玄宗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孙光宪则说是李白被玄宗征召为翰林后荐孟浩然而令诵所作，但其中的漏洞何文焕的《历代诗话考察》、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以及当代学者刘文刚、王辉斌等先生均证明其为伪说。
结合前人的考证，笔者觉得从正常的逻辑和孟浩然吟诵的诗作本身来看，孟浩然在玄宗前赋诗有许多疑点：第一，孟浩然非有李白狂放不羁之性格，不可能在面见玄宗这样难寻的机会之时吟诵“不才明主弃”这样自毁前程的诗句。第二，从诗歌的诗题和作品本身的基调来看，诗题无论是《岁暮归南山》还是《归故园作》都应该是回故乡或者是被放归之后的落寞之作。诗中的“白发催年老”“永怀愁不寐”充斥着失意之后满满的愁闷、哀伤等情感。第三，虽然开元十一年张说向唐玄宗推荐了孟浩然而有了应诏赴京之实，但是却没有任何获得玄宗召见的历史文献记载，也许是“北阙休上书”中透露出浩然在召见前的上书不得玄宗赏识，故“不才明主弃”而未获得最终的召见；也有可能诗中的“多病故人疏”透露出浩然赴京后多病耽误了觐见，甚至是由于多病连朋友也疏远了。第四，据陈铁民、张清华等的《王维年谱》，开元十一年、十二年王维在济州任所，因而此“故事”不可能发生于孟浩然与王维之间。如果“故事”发生在开元十六年孟浩然赴京，年届四十应开元十七年春季的科考，尚有可能，此期孟浩然的好友王昌龄在秘书省（唐朝“内署”之一）作校书郎。孟浩然曾经在秘书省与诸名士联句“众钦服”，则故事中内署的主人公可能是王昌龄而非王维，但校书郎职位低微，玄宗不可能屈尊去一个校书郎的内署。
综上，笔者认为，孟浩然很有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见过玄宗，更不用说在玄宗面前吟诗了，否则《旧唐书》不会没有记载。而《新唐书》里敷衍出这么一则传奇故事，很显然关于此点，《旧唐书·孟浩然传》虽记载极简，似更为可信。（作者：潘俊杰，系北部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