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鄱大地 以水为名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到底是并世无两的才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仅用寥寥数语，便挥毫出一幅壮丽的画卷。此句中的彭蠡是何处？鄱阳湖古称彭蠡、彭泽，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虽然此后鄱阳湖之名也已传扬四海，但古代文人墨客的题咏之作，仍喜欢以彭蠡、彭泽为题。至于彭蠡二字，亦有人以“彭者，大也；蠡者，瓠瓢也”来解释。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它仿佛像一个水瓢，接纳了江西省内的众多河流，这其中最大的一支，是江西人的母亲河赣江。章水、贡水在赣州城内八镜台下汇合成赣江，自此一路向北，沿途接纳遂川江、袁水等支流，流入南昌城内，绕扬子洲分为左右两股汊道，左股又分出西支、北支，而以西支为主流，在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望江亭注入鄱阳湖。注入鄱阳湖的主要河流，还有源出抚州的抚河，赣东北的信江、饶河，赣西北的修河，它们与赣江并为江西五大河流。古人有诗称“百川灌彭蠡”，可谓对鄱阳湖与江西河流关系的真实描写。

　　鄱阳湖水经北部的湖口注入长江。《读史方舆纪要》称：“彭蠡之水，汇章、贡及群川之流，北注于江，湖口其委输之处也。”鄱阳湖是长江天然的水库，当长江干流水量过多时，鄱阳湖以及洞庭湖、太湖等湖泊可以储存过剩水量，待洪水水势减缓后，再将水缓缓排入长江。鄱阳湖是长江进入下游前的最后一个蓄水池，有研究指出，“鄱阳湖洪水调蓄的辐射范围应该是长江流域鄱阳湖以下的所有区域”。

　　在铁路未臻发达时，鄱阳湖也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路线上的一个重要关节。让我们以鄱阳湖为中心，先向北看，由鄱阳湖入长江，沿江而下至镇江，这里是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沿大运河北上，可一路直达北京；再向南看，由鄱阳湖入赣江，一路南下到今赣州大余县，弃舟步行，经梅关道翻越大庾岭，就来到了今韶关南雄市，南雄境内的浈江，是珠江水系北江在上游的一段，在佛山境内，北江与西江汇合，再流经珠江三角洲，最终注入南海。在古代，这条“京广线”对江西的发展十分重要。

　　湖光山色 人文厚重

　　鄱阳湖是一个“过水性吞吐型湖泊”，在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域面积有明显的差别，“洪水季节，烟波浩渺，与天无际；枯水季节，湖面萎缩，水束如带，湖滩出露，黄茅白苇，旷如平野，只余出鹰泊小湖。这种时令性的水陆交替的特殊景观，为湖滩草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条件，成为珍禽、候鸟的天然乐园”。每到冬季，这里较为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生动植物，吸引寒冷的西伯利亚、蒙古和我国东北的候鸟来此过冬。群鸟飞至，停息水中小渚，天色苍茫而碧波荡漾，何其壮美。

　　鄱阳湖是候鸟的家园，也是人的家园。世代居住在湖区的人们赖湖为生，欣赏湖光山色的文人墨客留下动人的诗篇，鄱阳湖更几度成为战场，见证了水战的激烈，这一切都赋予了鄱阳湖浓重的人文历史底蕴。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山水共同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有道是“山无水则缺媚，水无山则少刚”，其实水也可以激壮，山也可以秀丽，这话意在说明山水两者缺一不可。鄱阳湖周边有许多名山，它们得鄱阳湖之美，而又成就了自己的一番独特景色。

　　北枕长江、东偎鄱阳湖的庐山，是一座备受诗人垂青的名山。据说李白一生来过庐山五次，题诗十四首，他看庐山的瀑布，写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登五老峰，留下“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后一首诗之“揽”字尤其形象，揽江入怀，气度壮哉，而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庐山含鄱口之“含”，站在含鄱口，可一览“烟波十万顷”的鄱阳湖，这一“含”字举重若轻，清人曹龙树袭李白诗意，曾作一首含鄱口诗：“高空谁劈紫金芙，远水长天手可揄。拟似巨鲸张海口，西江不吸吸鄱湖”，诗人将含鄱口拟为张开巨口的鲸鱼，将鄱阳湖水吸入腹中，很有想象力。

　　鄱阳湖水在湖口注入长江，江湖交汇处有一座石钟山。站在石钟山上，可欣赏一奇观，江湖交汇处水色分明，江水浊而湖水清。但真正让石钟山名闻天下的，是苏轼的一篇《石钟山记》。《石钟山记》并不记石钟山的风景如何，只就石钟山的得名进行考辨，纵然苏轼认为石钟山以声得名的观点也屡遭反对，而认为石钟山以形得名，但苏轼反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主张实地调查的做法却具有永恒的价值。

　　元朝末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并起，至元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发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从长江上游而来，包围南昌，此举对朱元璋的势力范围构成极大威胁，朱元璋发兵二十万，从长江下游而来，欲解南昌之围，陈友谅得知此事后，解围东出，与朱元璋军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相遇，水战一触即发。朱元璋以少胜多，剿灭了陈友谅势力。《读史方舆纪要》称朱元璋“一统之业，肇于鄱阳一战”。这并不是发生在鄱阳湖的唯一一次水战，此前，隋朝末年，林士弘领导的农民军与隋军曾战于鄱阳湖；此后，清朝末年，曾国藩的湘军与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西征军亦战于鄱阳湖。

　　战争使鄱阳湖区的水利设施受损，水旱灾害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计。要使鄱阳湖造福百姓，必须处理好水与人的关系，历代在湖区为官者，均以创建与维护水利设施为要务。

　　赖湖而生 水利先行

　　诚如学者所言，两宋时期是江西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鄱阳湖区的开发进入到新的阶段。两宋时期，圩田在南方地区大量出现。何谓圩田，南宋诗人杨万里介绍道：“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灌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南方河湖众多，发展农业不缺水源，但滨江滨湖地区地势很低，农田易被水淹没。圩田先筑一条圩堤，将堤内的水排到堤外，堤内的土地开垦成农田，斗门的开闭可以控制堤内的水量，既得灌溉之利，又无洪涝之忧，确是利多而害少。两宋时期，江南东路（路治在今南京）和两浙西路（路治在今杭州）的圩田最多。鄱阳湖区，北宋时圩田尚少，到南宋、元朝迅速增加，明清两代进入到圩田开发的繁盛时期。

　　圩田遍布，关系百姓生计，翻开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地方官筑圩护圩的记载比比皆是。清乾隆年间《南昌县志》卷六十《艺文》收录了明人万恭的一篇《筑五圩碑》，记载当地维修余家塘、黄泥岭、双坑圩、万家塘、王甫塘五圩之事，这五圩占地甚广，可产粮食以万计，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下联四十八圩”，即“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壤也；五圩败，四十八圩皆鱼也”，可知各圩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共同组成一个水利系统。嘉靖年间，五圩之中有两圩因受洪水侵袭决口。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圩之中有三圩决口，“洪洞无涯，田殚为湖，庐殚为潴”。地方官决意加固圩堤，出三百二十金，募民修筑，第二年修成，“田尽成坯，水尽归墟，圩民大悦”，为使后人不忘此事，故立碑纪念。

　　随着圩田开发技术的进步，将单个圩田连在一起的联圩越来越多。圩田的开发，缓解了人地紧张关系，也能扩大圩区的植被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但过度的开发，使湖泊面积减少，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傍湖而居、赖湖而生的人们，千百年来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营造出一片美丽的家园，面对水旱灾害，他们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更有信心面对一切挑战。

　　今年入汛以来，鄱阳湖、长江中下游汛情牵动着大家的心，我们祈愿鄱阳湖岁岁安澜，神州大地，一片清朗。（陈彧之）